洋縣位于陜西南部，漢中盆地東緣，北依秦嶺，南屏巴山，古為“洋州”，今稱“朱鹮之鄉(xiāng)”。截至2021年末，洋縣下轄3個街道辦、15個鎮(zhèn)，戶籍人口44.5萬人。

這兩天，一份務工人員回鄉(xiāng)過年需要向社區(qū)報備通知流傳開來，通知里說，所有“返洋”人員，需要報備，返洋時間及個人信息了，在外地務工地點，返洋事由。

而如若不能按時按點報備

“發(fā)生的一切責任和后果由當事人承擔”，

后面更是加了一句“殺氣騰騰”的加了一句：

“情節(jié)嚴重的上報縣司法機關嚴肅處理”

同時勒緊了基層干部脖子上的繩子

“追究組干部責任”

“通知”一出，全網嘩然。

嘩然的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出這樣一個“沒頭沒尾”的通知，到底是為了什么？又要“嚴肅處理”有要“問責”的。

另一方面，這個通知也激發(fā)了一些不好的聯(lián)想，讓人夢回那三年“害怕陽陽陽”的隔離時光。

大家好，我是圓方，今天我們一起聊聊：洋縣為何出“陽相”

去年十一月，圓方在大學上課，深感大學今日之封閉，寫了兩篇文章：

《從大學校園的封閉，看“安全”是如何變成“按權”的》

以及

《開放or封閉，不是問題的問題，問題在哪里？》

里面提到：

去這三年，不，準確說是近四年的封閉，這樣“默認的規(guī)則”，這些“看不見的邊界線”變得做來越多了呢？

在過去，我一直感覺因為“疫情”三年所帶來的封閉，其實影響最大的是“出行”是“聚會”，是這些生活上的不方便。

而在昨天，忽然懂得：其實影響最大的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看問題的角度，做判斷的依據，以及做決策的邏輯。

因為持續(xù)封閉的影響，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為了能夠做到我們自身行為的邏輯自洽，我們許多人不自覺的陷入到“保守”和“風險厭惡”的決策邏輯。

或許是相關部門看到了圓方的呼吁，或者自己想清楚了。在文章發(fā)出來以后，很開心的看到，越來越多的大學選擇把大學校園重新開放，讓更多的人能走進大學校園，恢復到往日的便利。

不過，從這兩天洋縣街道出的這個“陽相”來看，這種“疫情心態(tài)”，這種極端追求“安全”的“保守與風險厭惡”絕不僅僅出現在高校中，更是出現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在疫情三年“權力無限擴張”，“規(guī)則嚴重打破”的基層政府，更是如此。

比如這次，這個“通知”，有記者去調查，問為什么發(fā)，說是為了“安全”，至于是什么“安全”，又語焉不詳，說不清楚。

更為神奇的是，到底是誰讓發(fā)的這個“通知”大家都“各抒己見”

社區(qū)說：“接縣委縣政府通知”

區(qū)里說：不清楚，需要問街道

街道說：“有要求，但是沒這么要求”

好家伙，整一個“羅生門”出來，從昨天街道發(fā)的“情況說明”可以看出來，是把這個“鍋”甩給了“社區(qū)”。

說是“社區(qū)理解錯了”已經“嚴肅批評教育”了，通知已經讓社區(qū)撤銷了……

咳咳，怎么說呢。作為“街道”肯定不敢說這“活”是區(qū)里（上級部門）讓干的，只能認定，這“活”是社區(qū)（下級部門）亂作為。

不過吧，有點基層工作經驗的大概都了解?，F在基層已經從前些年經常說的“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進化到“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顆頭”了。

在如此超負荷的壓力下，你要說社區(qū)自己給自己加活，自我加壓，自我問責這個概率也不能說沒有吧……就是概率小了那么一點點??。不過無論如何，這個“鍋”最終還是由“基層中的基層”背起來了……

說回“疫情心態(tài)”，既然有疫情心態(tài)，既然時不時就會有“陽相”的情況出現，那么大概一定是存在著一種“陽相方”的。簡單總結了一下，大概有三個方面：

把安全，當做一切的擋箭牌

把問責，當做唯一的工作法

把推則，當做工作的出發(fā)點

把安全，當做一切的擋箭牌

安全當然重要，如果把安全這個概念泛化，任何事情其實都可以和“安全”掛鉤。而“安全”是有成本的。

而現在很多通知，命令，要求都是打著“安全”的旗號，而完全不考慮這些事情有沒有必要，做了有沒有成本，做了之后效果如何。結果就是出現了各種影響人們社會信心的“陽相”

把問責，當做唯一的工作法

大部分這樣的通知，要求。最后都是“問責”。既不給基層干部和群眾解釋“為什么要這么做”（或者就是用“安全”兩個字帶過），也不給基層干部和群眾“人財物”的保障，更談不上征求基層干部和群眾的意見。

問就是“必須完成”，再問就是“必須限期保質保量完成”，再問就是“問責！”似乎不“問責”，就不知道如何溝通，如何工作了。

把推則，當做工作的出發(fā)點

而仔細去看一下相關的“通知”和“文件”，很多時候是真的要解決什么問題么？

其實并不是，之所以下達這樣的“通知”和“文件”很多時候就是表明，“這事情我做了，出了事可于我無關哈！”

不過這樣的文件發(fā)多了，也受“詬病”，說是為基層增添負擔。后來，很多上級部門學“聰明”了，不再行文，而是采用“窗口指導”的方式來要求，通過“會議紀要”的方式來留痕。這就讓上級處在“進可攻，退可守”的狀態(tài)。

而像這樣

把安全，當做一切的擋箭牌

把問責，當做唯一的工作法

把推則，當做工作的出發(fā)點

的事情多了，在“基層”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問責，考核，留痕，檢查，督導。

不夸張的說，很多工作已經到了，一個人干，五個人看的程度。重點是，這些看的，隨便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力和制度，來命令干活的人。而任何一點可能的“違規(guī)”情況，都會被放到放大鏡下審核。

而任何一個被監(jiān)察和紀委問詢過的同志，或者被問責，批評的同志哪怕再有干勁，也一定會變成一個見到領導批件才肯干，遇事情要看到“會議紀要”才敢干的所謂，側臥式干部了。

所以怎么樣才能避免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的“陽相”呢？

或許只有各級政府把“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這一又宏偉，又樸素的目標真正放在心里，才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