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觀史丨“于此見圣賢之流澤未有艾也”

文廟作為一種公共建筑，具有祭祀圣賢、教化人心、提振文風等重要作用。仔細審視我省各地對文廟的維護修繕，則可管窺不同時期人們對儒家文化始終如一的追尋——

“于此見圣賢之流澤未有艾也”

□本報記者 盧昱

“西儒有言，五百年后孔道將遍行全球，是知尊崇圣教無中外古今，同歸一轍。此邦人士汲汲焉，于戰(zhàn)亂之后，以修復孔廟為急務，使千百年芹香藻潔之地，垣墉既勤，輪奐尤美，于此見圣賢之流澤未有艾也。”仲春時節(jié)，記者與《壽光歷代碑刻》一書的編著者張書功一起，在壽光博物館訪到一塊90年前所立《重修孔廟碑》，上為節(jié)選的部分碑文。碑文中，可見當時壽光縣長王家賓對儒家文化的自信和使命感。

文廟作為一種公共建筑，具有祭祀圣賢、教化人心、提振文風等重要作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地區(qū)的文化與教育實力。山東作為儒家文化的發(fā)源地，文廟數(shù)量之多、規(guī)模之大、建筑之精美，是其他省份遠不能比擬的。齊魯各地文廟的釋奠禮儀、從祀制度多有類似，仔細審視古人對文廟的維護、修繕，可管窺不同時期人們對儒家文化始終如一的追尋。

“文廟興則教育興”的信仰力量

山東各地文廟常因各種原因而損毀，所幸的是，山東重文之風盛行，文廟的每一次重修，都能得到政府官員、鄉(xiāng)紳、百姓的財力支持。文廟興，則教育興；文廟衰，則教育衰，在這樣一種全社會的信仰中，以木石磚瓦形式存在的文廟屹立在人間，歷經(jīng)數(shù)百年的滄桑而完好無損，這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種存在，它比肉身更長久，比人的存在更具超常的力量。

以曲阜闕里孔廟為例，自孔子逝世到南北朝時期，孔廟規(guī)?；緵]有大的變化。《水經(jīng)注》說：“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后世以為廟?！迸c《史記·孔子世家》所說“孔子家大一頃”相同。東漢永興元年，桓帝下令修建孔廟，派孔和為守廟官，“立碑于廟”，孔廟始置官守廟。永壽二年，魯相韓敕“修飾孔廟”。

經(jīng)過漢末戰(zhàn)亂，孔廟荒廢。黃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下詔在魯郡“修起舊廟”。西晉末年，“廟貌荒殘”，東晉以后更是庭院寥落。東魏興和元年曾修繕孔廟，廟中雕塑了孔子圣像，旁邊塑起他的十位像，是為孔廟有塑像之始。

唐、宋時期，孔廟修建有十余次。唐高祖詔令國子監(jiān)設立孔廟，唐太宗下令除在國子監(jiān)修建周公、孔子廟外，各州、縣也必須建孔子廟，于是，孔廟成為全國分布最廣的禮制廟宇。與此同時，曲阜孔廟規(guī)模也不斷擴大，正殿、兩廡等建筑達30余間。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大修孔廟，擴大舊制，增建為三路布局四進院落，增廣殿堂廊廡316間。

金、元時期，曲阜孔廟曾多次修建，但現(xiàn)存規(guī)模宏大的孔廟建筑群是明清時期完成的。明代共重修、擴建孔廟二十一次，是歷史上重建次數(shù)最多的朝代。最大的一次修建自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開始，當時，孔廟遭遇雷擊，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間“化為灰燼”，明孝宗下令重修孔廟。經(jīng)過五年時間，花費15.2萬兩白銀，奠定了現(xiàn)在的規(guī)模。

清朝共修繕孔廟十四次，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那年，孔廟又遇雷火，清帝親自到太廟祭祀孔子，并調集十二個府、州、縣令督修，共用了六年多的時間，耗銀15.7萬兩，重建的孔廟巍煥崇閎，堅致壯麗，纖悉完備，煥然一新。

事關國家律法、官員考核

明清兩代，時人對文廟的修繕記錄更為完備，得以讓今人看到更為豐富多彩的土木工程進展情況。地方官員興建或修葺文廟的動機，除崇儒信仰外，還事關國家律法，官員職責與政績考核?！洞竺鲿洹芳疵鞔_規(guī)定，學校仰提調官，若遇廟學損壞，需及時修理完備。清初，統(tǒng)治者便要求地方興建學宮。

雖然政府鼓勵修繕，但地方經(jīng)濟狀況卻影響該進程。若一地經(jīng)濟運行平穩(wěn)，經(jīng)濟狀況良好，晏然無事，民獲安堵，守土之官亦不憚修繕。這樣由地方官首倡，加之士民捐助，文廟建筑群的修繕可順利完成。但各縣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不同，其修建難易有差。以德州為例，“臨邑，齊右大縣也。舊稱富庶，冠于他邑，故廟學之制規(guī)模宏大?！睂幗蚩h李東陽《重修廟學記》：“寧津在邦畿中土地膏沃，民庶而富，俗敦而麗，為河間首邑?！?/p>

而慶云縣經(jīng)濟狀況與寧津縣形成鮮明的對比，金文淳《重修慶云縣學碑記》載其地“僻近海濱，土洼斥而民貧瘠，故自有明以來，屢修而屢壞者，殆亦物力之艱也”，往往工未竟而力已竭。

倘若當?shù)亟?jīng)濟發(fā)展不平穩(wěn)，或遭遇災荒，守土之官常常有欲為之心，無可為之時，處不得為之勢，不能輕易興工，文廟的經(jīng)營只得徐徐圖之。以夏津為例，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夏津僅有687戶，4279人；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人口方達39155人。所以在明代夏津縣《重修儒學廟記》中提到：“夏津于山東為小邑，賦入單儉，疆理偏迫，詩書禮樂之教缺然不興，無以成其聰明碩大之財?！?/p>

當然，地方官員在修建文廟過程中，有一些不可控因素：或因某地邑令升遷過于頻繁，無暇顧及文廟；或者文廟在修繕過程中因丁憂去職，功緒被迫中輟，歷幾年而成。如乾隆年間，武城文廟大修，工僅有半，邑令朱公即丁憂去，未竟之事，留待繼任者完成。陶庵朱公重修平原文廟，工未竣，即故于任所，之后藍公捐廉繼之等等。

官修、官紳合修、紳修的背后邏輯

在各種因素相互交織中，士民的捐助亦是文廟修建重要的資金來源。地方望族、紳民或一身獨任，或向風慕義，捐資以助。正如1293年，文學家趙孟頫為利津修建文廟撰文時所說：“或出俸金，或發(fā)私幣，或具行廚，鄰人讓其地，匠人效其功，公徒執(zhí)其役，同聲附和，不約而齊，文風德化之動人也如此哉！”這種眾籌性質的修建，是文化上的自覺。宋時，單縣人郭知微，見文廟頹廢，卻無興修之人，便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獨力捐貲，“不畏空門之禍，不祈道門之福，費家而修孔子廟”，富春人孫昱對此事有記。為此郭知微還被康熙《單縣志》列入卷八德才列中，以示肯定。

明清時期，山東各地文廟的修建大體經(jīng)歷了官方修建、官紳合修、紳修這一過程。其背后的邏輯清晰：明前期，國家財政相對寬裕，地方府庫相對富足，文廟修建資金多來自官府。其中也有特例，如曹縣文廟，其建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建時十分宏偉。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黃河水涌進城區(qū)，除大成殿外，其他堂廡全被沖毀，春秋祭祀孔子，只好用席簿繕褡。金吾前衛(wèi)指揮使王袞念及自家世代蒙受皇恩，自愿重修文廟，為此他變賣了名下的莊田及財物，待木石磚瓦、人工顏料備足后，將文廟修葺一新。到了隆慶時，文廟開始傾頹，此時八十多歲的王袞不忍其廢壞，于是又自備財物，雇用工匠進行了二番重修。

明中葉以后，官府財政吃緊，文廟的修建需依靠地方官員、士紳的捐助。清朝不斷改革賦稅制度，地方府庫難以實現(xiàn)財政自由，雍正朝雖推行“耗羨歸公”和“養(yǎng)廉銀”制度，但這些資金往往被挪作他用。在公款支絀的情況下，僅靠官方資金，地方文廟經(jīng)營難以為繼，只能越來越多地依靠民間力量。對此，雍正皇帝曾諭令內(nèi)閣：“今直省府州縣學宮，或有應修者，本籍科甲出身現(xiàn)任之員、及居家進士、舉人、生員，平日讀圣人之書，理宜飲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愿捐資，不必限以數(shù)目，量力捐出，不必強勒?！?/p>

可惜的是，古人只重文廟修繕的結果，對維修過程多是簡略記述。維修的規(guī)模大小，也決定了耗資多少。晚清，棲霞重修文廟時，官員、鄉(xiāng)紳共捐制錢四千一百八十三千零二十一文（古時計算制，下同），共用制錢二千九百九十七千零六十文，余錢則典買田地，留作廟堂及書院歲修；90年前，壽光維修文廟，計費6320塊銀圓，在碑刻背后，是捐資人及捐資數(shù)額的具體記錄。

值得注意的是，文廟創(chuàng)修雖事涉頗多，其中也有一些默認的準則：一是不擾民財，我省多處縣志收錄的文廟重修碑記中對此都有記載，“民不知勞而事就”“費雖巨而無擾于民”“己唯恐夫速則病民，亦不欲”“上不捐于官帑，下不擾于民財”“不侵于官，不奪于民。棟宇翚飛，榱桷丹楹”“未嘗費民間一錢，勞民間一力”。

再就是民貧不修。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定興賈筮任觀城知縣時，縣中師生請求以修學校、重文廟為首政，但鑒于當時觀城縣地狹民貧，百姓差役繁重，貿(mào)然興修廟學這一重大工程，恐以多事擾民，于是用“言非不韙，力不足也”予以回絕。他任職期間，以吾家視吾縣，勤儉節(jié)約，勵精圖治，被百姓稱為“賈父”。如此行之兩年，修明，局勢安定，師生重提前事，賈公欣然同意。從這兩條準則可見古人“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民安矣”的為政之道。

當然，修文廟的目的是守護儒學的精神家園?？鬃铀枷肱c儒家文化在文廟這一公共文化空間的不斷修繕中，猶如春風化雨，由廟堂至民間，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