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卷飛了的二線城市，滿是打工人的哀怨

一座城市的“成功學”，應該將重心放在留人，而不僅僅是搶人上。

撰文丨熊志

那些逃離一線城市的年輕人，在二線城市（又或者叫“新一線城市”）過得還好嗎？

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拋出這個問題，估計會收到很多否定的答案。以前都說一線城市太難，要逃離北上廣深，現(xiàn)在二線城市似乎也跟著卷起來了，滿是打工人的哀怨。

就連以安逸著稱的成都，也正在失去了它的從容。比如，有位作者這樣寫道：

繼一線城市之后，新一線城市也正在失去性價比嗎？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所有的卷，最直接的原因，往往是因為人多。

當考公考編的人多了，進體制這條路，就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當一座城市有源源不斷的外來人口流入，流動人口和本地土著，外來畢業(yè)生和職場老人搶飯碗，這座城市想不卷都難。

這兩年，很多人吐槽二線城市也難待，這并不是一種矯情或者錯覺。事實上，在一線城市開始功能疏解的背景下，二線城市已經成為吸納新人的主戰(zhàn)場，它們的人口流入速度，正在打敗一線城市。

2022年，一線城市常住人口歷史性地集體負增長，合計減少約27.5萬人。而長沙、杭州、合肥等二線城市，都實現(xiàn)了17萬左右的增長。2021年的人口增長前三是成都、杭州和南昌。而在發(fā)達的長三角，六普到七普十年間，人口增幅最多的是杭州、蘇州、合肥，然后才是上海。

▲杭州錢江世紀城（圖/冰川）

相較于抽象的數(shù)字，一線城漂的感受會更直觀。沒完沒了的加班，遙不可及的房價，動輒掏空錢包的消費水平，它讓大城市機會更多、更公平的優(yōu)勢，顯得無比蒼白。

為了尋求更舒適的活法，很多年輕人從一線逃到了二線。杭州官方人士曾透露，“杭州新引進的跨城流動人才中，有超過20%來自北京和上海”。

他們的降維生存想法，源于一種樸素的邏輯：有一線城市的能力和資源，去二線城市房價更低、節(jié)奏更慢，還怕生存不下去？

但現(xiàn)實似乎很扎心。一線到二線的流動，現(xiàn)在成為一種集體選擇，這條降維生存路線，如今也變得擁擠不堪了。

“出逃”的年輕人忽然發(fā)現(xiàn)，二線城市的房價雖然更低，但好的工作機會也一樣不容易找。

以成都為例，你知道成都最火的就業(yè)崗位是什么嗎？銷售。一份被引用多次的機構調查數(shù)據(jù)提到，“2020年4月，成都銷售類職位的企業(yè)招聘需求超過一線城市，躍居各重點城市之首”。

不是因為銷售崗位工資高、吸引人，而是因為它的門檻很低，可以容納更多找不到好工作的年輕人。

對一些“大廠”而言，將研發(fā)、運營等核心崗位放在一線城市，將銷售、客服等勞動密集的崗位放在成都，低價招攬性價比的人才，可以節(jié)省更多成本。

于是，“在最貴的寫字樓，打最猛的推銷電話”，成了很多“蓉漂”的工作狀態(tài)。

二線城市帶來的內卷感受，還會因為濾鏡被打破而放大。

大家去一線城市，通常會說是去打拼，但像成都、杭州、西安這樣的城市，社交媒體上的美食、美景，總給人以愜意、休閑的感受。而當它給不了松弛的狀態(tài)時，打工人的倦怠、內耗感，往往會因為理想和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而加強。

那么，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扎堆往二線城市跑？這當然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濾鏡太強大了。

二線城市吸納的流動人口，主要還是來自三四線中小城市。相較于中小城市，二線城市雖然也卷，但畢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有更高的個人發(fā)展上限。

到2021年末，全國城市數(shù)量達691個，一二線城市數(shù)量不到零頭。盡管一二線城市的能見度更高，但中國人口的基本盤還是在中小城市，在下沉市場，而非一二線城市或者五環(huán)內。

當很多人帶著一線城市的資源，去二線城市降維謀發(fā)展時，更多的流動人口，是在背井離鄉(xiāng)，從小城市跨越到大城市討生活。

以成都為例，網上很多年輕人吐槽成都卷，城鎮(zhèn)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要低于佛山、東莞等地級市。三四千元的工作，一堆人投簡歷，研究生的學歷，還得被企業(yè)HR一頓強勢地PUA。

▲成都太古里（圖/圖蟲創(chuàng)意）

但你想想，如果回到小城市，那些學歷貶值的年輕人，又能夠干些什么工作？

成都背后的四川，常住人口8000多萬，2022年有超10個市州的GDP在2000億元以下。

出身普通的小鎮(zhèn)做題家，如果想外出闖蕩，但又有離家就近就業(yè)的訴求，那么除了成都，幾乎別無他選，省會城市已經是最后的退路了。

七普數(shù)據(jù)顯示，成都的流動人口為845.96萬人，其中跨省流入人口為149.36萬人，而省內流動人口為696.60萬人。

一線城市虹吸全國，二線城市虹吸全省。這種現(xiàn)象在中西部地區(qū)相當突出，因為在強省會的格局下，基本上是一城獨大，省會城市承接了海量低線城市就業(yè)者的致富夢。

所以在廣大二線城市，才會出現(xiàn)一種矛盾的景觀：在舒適、安逸的濾鏡被打破后，一邊是大量打工人喊難，一邊是外來人口不斷涌入，形成一種“圍城”狀態(tài)。

二線城市盡管保持著強大的人口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選擇單一的結果——既然一線城市待不下去，那么不去省會，還能去哪里呢？

在大城市扎根，當然不是所有人的宿命。事實上，哪怕二線城市比一線壓力更小，絕大多數(shù)打工人，不過是將它當成掙錢的中轉站罷了。面對高房價和子女教育問題，最終他們還是要回到家鄉(xiāng)，回到小城市。

或者，至少把買房這件最重要的事兒，放在小城市。

七普數(shù)據(jù)顯示，杭州的人口平均年齡是38.77歲，而外地人占大半的東莞更夸張，平均年齡只有33.4歲，超過這個歲數(shù)就要拖后腿了。

為什么如此年輕化？出生人口下降的背景下，這些城市的平均年齡，還是被外來年輕人拉平均了，同時，還有很多打拼者最后回到了故鄉(xiāng)。

源源不斷的年輕人進來，可能會讓一些城市管理者感到無比樂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口流入的速度，搶人大戰(zhàn)的成績，是被當成政績來宣傳的。

這種想法不算錯，但很容易忽視人口流入的真實動因。

就像前面說的，一個四川縣城的人去成都打工，或者一個河南地市的人去鄭州就業(yè)，往往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不一定是這座城市有多好，更可能是相對于困守在故鄉(xiāng)，這座城市提供的機會至少不那么壞。

所以，認為人口增長速度領先，就意味著一座城市的成功，那可能是過于膚淺了。這背后，也反映了一城獨大之下年輕人選擇面的狹窄。它是一種搶人競爭優(yōu)勢，但也可能演變成一種發(fā)展局限。

如果卷成為常態(tài)，寄托著安逸和奮斗雙重想象的二線城市，遲早會進入折疊狀態(tài)，難免會有耗光打工人耐心的一天。

因此，我們可能要思考一個問題，當二線城市被貼上新一線城市的標簽，當新一線城市的概念被反復炒作營銷時，它的“新”，到底應該體現(xiàn)在哪里？

年輕人多當然是好事，但如果新一線城市營造的宜居形象，只是一種互聯(lián)網式的想象，那么被戳破只是時間問題。

一座城市的“成功學”，應該將重心放在留人，而不僅僅是搶人上。而做好產業(yè)建設，提供更多的優(yōu)質就業(yè)崗位，同時讓房價更友好，讓配套更完善，讓營商和法治環(huán)境更健全，才是留人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