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成功學”,應該將重心放在留人,而不僅僅是搶人上。
撰文丨熊志
那些逃離一線城市的年輕人,在二線城市(又或者叫“新一線城市”)過得還好嗎?
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拋出這個問題,估計會收到很多否定的答案。以前都說一線城市太難,要逃離北上廣深,現(xiàn)在二線城市似乎也跟著卷起來了,滿是打工人的哀怨。
就連以安逸著稱的成都,也正在失去了它的從容。比如,有位作者這樣寫道:
繼一線城市之后,新一線城市也正在失去性價比嗎?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所有的卷,最直接的原因,往往是因為人多。
當考公考編的人多了,進體制這條路,就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當一座城市有源源不斷的外來人口流入,流動人口和本地土著,外來畢業(yè)生和職場老人搶飯碗,這座城市想不卷都難。
這兩年,很多人吐槽二線城市也難待,這并不是一種矯情或者錯覺。事實上,在一線城市開始功能疏解的背景下,二線城市已經成為吸納新人的主戰(zhàn)場,它們的人口流入速度,正在打敗一線城市。
2022年,一線城市常住人口歷史性地集體負增長,合計減少約27.5萬人。而長沙、杭州、合肥等二線城市,都實現(xiàn)了17萬左右的增長。2021年的人口增長前三是成都、杭州和南昌。而在發(fā)達的長三角,六普到七普十年間,人口增幅最多的是杭州、蘇州、合肥,然后才是上海。
▲杭州錢江世紀城(圖/冰川)
相較于抽象的數(shù)字,一線城漂的感受會更直觀。沒完沒了的加班,遙不可及的房價,動輒掏空錢包的消費水平,它讓大城市機會更多、更公平的優(yōu)勢,顯得無比蒼白。
為了尋求更舒適的活法,很多年輕人從一線逃到了二線。杭州官方人士曾透露,“杭州新引進的跨城流動人才中,有超過20%來自北京和上海”。
他們的降維生存想法,源于一種樸素的邏輯:有一線城市的能力和資源,去二線城市房價更低、節(jié)奏更慢,還怕生存不下去?
但現(xiàn)實似乎很扎心。一線到二線的流動,現(xiàn)在成為一種集體選擇,這條降維生存路線,如今也變得擁擠不堪了。
“出逃”的年輕人忽然發(fā)現(xiàn),二線城市的房價雖然更低,但好的工作機會也一樣不容易找。
以成都為例,你知道成都最火的就業(yè)崗位是什么嗎?銷售。一份被引用多次的機構調查數(shù)據(jù)提到,“2020年4月,成都銷售類職位的企業(yè)招聘需求超過一線城市,躍居各重點城市之首”。
不是因為銷售崗位工資高、吸引人,而是因為它的門檻很低,可以容納更多找不到好工作的年輕人。
對一些“大廠”而言,將研發(fā)、運營等核心崗位放在一線城市,將銷售、客服等勞動密集的崗位放在成都,低價招攬性價比的人才,可以節(jié)省更多成本。
于是,“在最貴的寫字樓,打最猛的推銷電話”,成了很多“蓉漂”的工作狀態(tài)。
二線城市帶來的內卷感受,還會因為濾鏡被打破而放大。
大家去一線城市,通常會說是去打拼,但像成都、杭州、西安這樣的城市,社交媒體上的美食、美景,總給人以愜意、休閑的感受。而當它給不了松弛的狀態(tài)時,打工人的倦怠、內耗感,往往會因為理想和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而加強。
那么,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扎堆往二線城市跑?這當然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濾鏡太強大了。
二線城市吸納的流動人口,主要還是來自三四線中小城市。相較于中小城市,二線城市雖然也卷,但畢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有更高的個人發(fā)展上限。
到2021年末,全國城市數(shù)量達691個,一二線城市數(shù)量不到零頭。盡管一二線城市的能見度更高,但中國人口的基本盤還是在中小城市,在下沉市場,而非一二線城市或者五環(huán)內。
當很多人帶著一線城市的資源,去二線城市降維謀發(fā)展時,更多的流動人口,是在背井離鄉(xiāng),從小城市跨越到大城市討生活。
以成都為例,網上很多年輕人吐槽成都卷,城鎮(zhèn)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要低于佛山、東莞等地級市。三四千元的工作,一堆人投簡歷,研究生的學歷,還得被企業(yè)HR一頓強勢地PUA。
▲成都太古里(圖/圖蟲創(chuàng)意)
但你想想,如果回到小城市,那些學歷貶值的年輕人,又能夠干些什么工作?
成都背后的四川,常住人口8000多萬,2022年有超10個市州的GDP在2000億元以下。
出身普通的小鎮(zhèn)做題家,如果想外出闖蕩,但又有離家就近就業(yè)的訴求,那么除了成都,幾乎別無他選,省會城市已經是最后的退路了。
七普數(shù)據(jù)顯示,成都的流動人口為845.96萬人,其中跨省流入人口為149.36萬人,而省內流動人口為696.60萬人。
一線城市虹吸全國,二線城市虹吸全省。這種現(xiàn)象在中西部地區(qū)相當突出,因為在強省會的格局下,基本上是一城獨大,省會城市承接了海量低線城市就業(yè)者的致富夢。
所以在廣大二線城市,才會出現(xiàn)一種矛盾的景觀:在舒適、安逸的濾鏡被打破后,一邊是大量打工人喊難,一邊是外來人口不斷涌入,形成一種“圍城”狀態(tài)。
二線城市盡管保持著強大的人口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選擇單一的結果——既然一線城市待不下去,那么不去省會,還能去哪里呢?
在大城市扎根,當然不是所有人的宿命。事實上,哪怕二線城市比一線壓力更小,絕大多數(shù)打工人,不過是將它當成掙錢的中轉站罷了。面對高房價和子女教育問題,最終他們還是要回到家鄉(xiāng),回到小城市。
或者,至少把買房這件最重要的事兒,放在小城市。
七普數(shù)據(jù)顯示,杭州的人口平均年齡是38.77歲,而外地人占大半的東莞更夸張,平均年齡只有33.4歲,超過這個歲數(shù)就要拖后腿了。
為什么如此年輕化?出生人口下降的背景下,這些城市的平均年齡,還是被外來年輕人拉平均了,同時,還有很多打拼者最后回到了故鄉(xiāng)。
源源不斷的年輕人進來,可能會讓一些城市管理者感到無比樂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口流入的速度,搶人大戰(zhàn)的成績,是被當成政績來宣傳的。
這種想法不算錯,但很容易忽視人口流入的真實動因。
就像前面說的,一個四川縣城的人去成都打工,或者一個河南地市的人去鄭州就業(yè),往往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不一定是這座城市有多好,更可能是相對于困守在故鄉(xiāng),這座城市提供的機會至少不那么壞。
所以,認為人口增長速度領先,就意味著一座城市的成功,那可能是過于膚淺了。這背后,也反映了一城獨大之下年輕人選擇面的狹窄。它是一種搶人競爭優(yōu)勢,但也可能演變成一種發(fā)展局限。
如果卷成為常態(tài),寄托著安逸和奮斗雙重想象的二線城市,遲早會進入折疊狀態(tài),難免會有耗光打工人耐心的一天。
因此,我們可能要思考一個問題,當二線城市被貼上新一線城市的標簽,當新一線城市的概念被反復炒作營銷時,它的“新”,到底應該體現(xiàn)在哪里?
年輕人多當然是好事,但如果新一線城市營造的宜居形象,只是一種互聯(lián)網式的想象,那么被戳破只是時間問題。
一座城市的“成功學”,應該將重心放在留人,而不僅僅是搶人上。而做好產業(yè)建設,提供更多的優(yōu)質就業(yè)崗位,同時讓房價更友好,讓配套更完善,讓營商和法治環(huán)境更健全,才是留人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