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說說宋代人為何喜歡藏書？

宋代私人藏書興盛，其原因既有歷史的因素，又有宋代文化政策的影響，通過了解宋代私人藏書的地域分布與群體特征，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入地走進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宋代實行“右文”政策，士大夫為科舉及第需要借助書籍這一文化載體，進行知識的學習與傳授，藏書樓的興建不僅是為收藏家自己的文化事業(yè)服務，同時也與宋代地方教育體系相結合，這在促進地方文化興起的同時，也維護了藏書家族的世家地位。

一、宋代士大夫群體的“藏書樓”

宋代實行“重文輕武”的國策，科舉制度的完善為布衣群體實現(xiàn)階級躍升提供了現(xiàn)實可行的途徑，科舉不問門第，普通百姓人家有了讀書做官的機會，柳永在《勸學文》中說：

“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

這說明：宋代，科舉對個人前途及家族命運是何其重要。故而有能力的世家大族紛紛藏書，藏書治學不僅僅因為個人的學術追求，更是出于對維護家族地位的考慮。只有通過科舉，才能得到整個士人集團的認可，才會有相應的學術、、社會地位。宋代的“右文“政策無疑調動了全社會讀書治學的積極性。

基于這樣的時代背景，宋代的私人藏書事業(yè)空前繁榮，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質量都較前代有明顯的提高。如宋人張欲“旁搜博訪，惟恐奧篇異犢之不我有，手抄目校，黃墨謹嚴?！痹S多藏書家均建有私人藏書樓，藏書樓不僅指單獨的用于藏書的樓宇建筑，有時候廳堂，齋室、樓閣、殿宇等都會被士大夫用作藏書的場所。

宋代藏書家會親自為自己的藏書樓起名，有時是為了彰顯藏書的內容，有時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文化品位。例如李天輿“五經(jīng)軒”，通過藏書樓的名稱，我們可以了解到，李天輿主要的藏書為“五經(jīng)“，指的是儒家的五部經(jīng)典著作：《詩》、《書》、《禮》、《易》、《春秋》。李天輿曾言:

“經(jīng)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jīng)者常之言也，人心者常言之舍也，常言在經(jīng)，誦圣人之經(jīng)者，舍之于心而會已之常而隨所施焉”。

李氏認為五經(jīng)與日常的言行息息相關，通過研習五經(jīng)來規(guī)范自己的修行，可以明道得道。將藏書樓命名為“五經(jīng)軒”，反映出李氏對儒家“五經(jīng)”的推崇。

二、有書可藏：雕版印刷促進宋代書業(yè)的繁榮

對于宋代藏書家而言，有多種獲取書籍的方式，包括：皇帝賜書、繼承家族藏書、手抄書籍，私家刻書、購買雕版書籍等，其中雕版印刷術的發(fā)達對宋代私人藏書的興盛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雕版印刷，書籍全靠手抄，由于手抄的效率不高，一本著作往往僅有少量的抄本，有的甚至是孤本，這就導致了書籍極易失傳，據(jù)《文獻通考》記載：

“《漢書·藝文志》所載之書，以《隋書·經(jīng)籍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庇纱?，書籍保存不易可見一斑”。

降至宋代，雕版印刷術的發(fā)明促使圖書的方式發(fā)生轉變，書籍生產(chǎn)的方式主要由手抄轉變?yōu)榘婵逃∷?，刻書的主體主要有官府刻書、私人刻書、民間坊肆刻書。宋代圖書業(yè)繁榮起來，大型市鎮(zhèn)書肆林立，如北宋汴京城“殿后資圣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寺東門大街皆是幞頭腰帶，書籍冠雜鋪席”。

雕版印刷促使整個圖書產(chǎn)業(yè)鏈的完善，生產(chǎn)與銷售成熟與健全使得宋代圖書能行銷全國。民國袁同禮先生在《宋代私家藏書概略》一文中云:

“然雕版流行，得書較易，直接影響私家藏書者甚巨。印書之地，以蜀、贛、越、閩為最盛，而宋代私家藏書，亦不出此四中心點之外。印售之書既多，藏之者亦因之而眾。北宋藏書家多在四川、江西，南宋藏書家多在浙江、福建，此其大略也?！?/p>

生產(chǎn)與購買的方便便利了藏書家獲取書籍，是宋代私人藏書得以興盛的現(xiàn)實原因。

有些藏書家為獲取善本也會自行刻書，首先挑選精良的底本，再經(jīng)過反復?？保赃_到精益求精的效果。宋代私刻書籍往往具有品質優(yōu)良的特點。如宋代朱熹曾刻過“四經(jīng)”（《周易》、《尚書》、《詩經(jīng)》、《春秋左傳》）、“四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禮書》、《論孟精義》、《近思錄》、《南軒集》、《獻壽記》、《永城學記》等書。另外，宋代私人藏書并不僅只供自己家族的成員閱讀學習使用，還會惠及鄉(xiāng)間鄰里，有的還以藏書樓為依托創(chuàng)辦私學以惠及更大范圍的讀書群體。

三、宋代私人藏書與地方教育的結合

宋代一些私人藏書家依托豐富的藏書，創(chuàng)辦私學，使”藏書樓”成為教育地方人才的學校組織。如四川眉山孫氏富有藏書，自孫長孺始建書樓起，修建居所，修建重樓以藏儲藏書籍，又請“四方豪彥講學其間”，及至孫辟復建書樓時，更是“嘗除塾為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更多的讀書人前往孫氏藏書樓求學，山學之名聞名于時。孫氏收藏圖書并不是單純?yōu)榱耸詹囟詹?，而是把借助豐富的藏書將知識傳播出去，惠及更多的士人，這樣孫氏的藏書樓不僅收獲良好的名聲和學術地位，其恩惠及鄉(xiāng)閻，也促進當?shù)匚幕陌l(fā)展，

可見,孫氏書樓不但藏書,而且還被賦予了另外一層新的涵義和生命,發(fā)揮著傳播學問的作用。孫氏在書樓的基礎上興辦私學,建立山學,利用教育這一媒介和手段讓更多的士人讀書,其恩惠及于鄉(xiāng)閻,為眉山之讀書人提供講肄場所,也為眉山當?shù)啬酥潦竦氐奈幕l(fā)展作出貢獻。

魏了翁在蒲江的白鶴山上創(chuàng)辦鶴山書院。魏氏的家藏圖籍十分豐富，他曾傳錄秘府珍藏，在宦游各地期間，雕版刻印了大量圖籍，合計十萬卷。在鶴山書院求學的士人參加科舉答案大多能考中，書院的美名遠播。

登科率高證明了書院的辦學質量，其對無書可讀的士人而言是一種機遇，鶴山書院的創(chuàng)辦不僅幫助讀書人完成了致仕之夢，還提高了當?shù)厥咳说奈幕?，拓展了當?shù)厥咳说闹R面，使得讀書之風成為眉州乃至蜀地特有的民風。私人教育的興盛促進官學質量的提高，兩者彼此促進，使得蜀地文化空前發(fā)展。史學家吳晗曾說：

“自板刻興而私人藏書乃盛，其中風流儒雅，代有聞人，宿史枕經(jīng)，篤成絕學。甚或連楹充棟，富夸琳瑯，部次卷標，搜窮二酉，導源溯流，蔚成目錄之學。其有裨于時代文化，鄉(xiāng)邦征獻，士夫學者之博古篤學者至大且鋸?！?/p>

可見，私人藏書方便了文人治學著書，蜀地文化大興實是受其裨益。

部分藏書家在地方任職時也會督促地方教育的展開，促進了地方教育的發(fā)展。四川藏書家在蜀中任職時都十分重視當?shù)氐奈幕逃?/p>

宋初，普州人不向學，彭乘知普州時，為了振興當?shù)氐膶W校，“召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藏書家文同為政清明，盡職恤民，知興元府時，發(fā)現(xiàn)這里雖土沃俗美、舟車四通，但饒財寡文，未有進士及第者。文同認為興辦教育是地方治理的首要任務，他將辦學當做地方治理的第一要務，隨后聘請品德高尚的博學鴻儒管理學校，指導教學。

文同在敦促民眾就學上事事躬親，閑暇之日，不忘登門拜訪，親自勸導、鼓勵他們讀書。經(jīng)過文同的大力倡導，興元府“風俗寢改，向學為多”。

根據(jù)史料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藏書家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傳播，藏書樓擁有廣泛的服務對象這使得私人藏書場所發(fā)揮著更為豐富的社會效能。

宋代藏書家對地方教育的發(fā)展做出的突出貢獻，不僅促使理學廣泛傳播，同時也壯大了特定文人群體。越來越多的人以讀書為業(yè)，在這薪火相傳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崇尚知識的文化氛圍，對地方文化教育事業(yè)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代又一代，有人求學，有人辦學，有人教學，宋代士人在不知不覺中造就了宋代獨特又璀璨的時代文化。

我們可以看到，雕版印刷促進宋代私人藏書的興盛，私人藏書之富又使得目錄學在宋代發(fā)展，形成專門之學，宋代崇尚讀書的社會風氣得益于私人藏書家的慷慨。不僅有益家族且惠及社會，這是宋代私人藏書能夠興盛的關鍵所在。另外，不得不說的是宋人對書籍的執(zhí)著使得宋代私刻書籍無論從?？薄⒂∷?、版式、還是版本方面都稱得上是古籍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