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泰人

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研究生

這兩天的一則新聞熱度很高，山西某宣判了所謂“訂婚”案，將被告人定為罪，并判刑3年。根據被告人母親之前接受采訪時的說法，兩人是在訂婚且男方給了女方部分彩禮之后，在婚房發(fā)生了關系。后，準丈母娘要求房產證上加上女方姓名，并再補上10萬彩禮，因男方沒有及時辦妥，女方于是報警稱，定罪的證據基本是女方的口供。

被告人母親的這番話看似在陳述事實，其實有極強的誤導性。有些人據此腦補了一出大戲，似乎女方是為了要錢而與被告人，又因為價格沒談攏而報警，的判決進一步引發(fā)了廣泛的質疑。

于是，法官不得不接受采訪以澄清案情。原來，女子不但明確拒絕了性關系，監(jiān)控還錄下了被害人逃跑求救被男子拉回的畫面。同時，被害人左右大臂、右手腕均有淤青，現場也有被害人反抗時燒毀窗簾的證據。幸虧物證充分，不然該女子不但要經受帶來的折磨，還要遭受公眾的污名化，后果難以想象。

案情的爭議似乎告一段落，但該案仍至少提出了三個問題供我們思考：能僅憑口供定罪嗎？結婚后丈夫是否還能成立？信息時代的審判如何解答公眾疑慮？

僅憑口供便能定罪？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曾寫過一個名篇《竹林中》，因被黑澤明改編成電影《羅生門》而名聲大噪。故事的核心圍繞著一樁衙門正在審理的命案，對于武士究竟是如何死亡，每個人的說法都邏輯自洽，都能與案發(fā)現場的證據相吻合，令人寒毛直豎。此后，“羅生門”常被用來指那些因各執(zhí)一詞而使真相撲朔迷離的情況。

案件的審判最容易陷入“羅生門”，這主要與當今對的法律定義有關。

我國的刑法理論認為：違背婦女意志與婦女發(fā)生性關系，就是?！缎谭ā返?35條將的手段規(guī)定為“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其他手段，既包括利用女性處于睡眠或昏醉的狀態(tài)，也包括利用照護等信賴地位，還包括某些欺騙行為。

總而言之，只要女性不同意發(fā)生性關系，且男性也認識到這一點，就可能構成。

這個定義看似簡單，實際是非?，F代的提法。僅一個世紀以前，還并不認為是對女性的犯罪。早期社會將婦女視作男性的附屬品，女性貞潔為男性所擁有。不論是中國古代的“奸罪”，還是西方近代以前的法律，罪均被認為是對丈夫或潛在丈夫權利的侵犯。

20世紀中葉，性別平權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功。隨著《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79年）等文件的發(fā)布，一種新的權利——性自主權——出現了，不再是對倫理秩序或對男性權利的侵害，而是對婦女的自由意志、自主決定的侵害。

這種觀念的轉變，很快導致案件的證明標準發(fā)生變化。當婦女性權利附屬于男性時，被害人常被課予很高的反抗義務，而反抗與打斗通常會留下明顯的證據。例如在大革命前的法國，必須有他人聽到爭吵、打斗聲，才會考慮成立的可能性。我國清朝要求：“本婦奸夫身上必定有傷，旁人得以聞之”。

但在性自主權的指導下，的成立不再要求女性的激烈反抗，也就自然不再要求身體上的傷害證據。

由于只需要證明婦女意志的違背，案極易陷入“羅生門”。婦女意志是人內心的想法，客觀的證據往往不能直接說明，性關系又通常發(fā)生在隱秘的場所，缺乏目擊者的證詞。很多案件，只能依賴男女雙方的口供，形成口供“一對一”的困局。

比如在山西這起案件中，男子母親并未隱瞞或虛構事實，但只要對故事的重點和前后關聯(lián)稍作修飾——甚至她可能真實地相信自己的故事——就能構建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案件，不但男子不構成犯罪，被害人反而成為了敲詐勒索與誣告陷害的嫌疑人。幸運的是，山西案件取得了確鑿的強迫證據。

不過，實踐中的確有很多案件只有當事人口供，給司法審判帶來了極大困難；案件陷入“羅生門”，恐怕是不得不面對的一種現象。

只要認同性意志本身值得保護，女性便可以通過語言反對，而不必極力反抗使自己陷入危險境地。故此，不可能要求只有存在身體上暴力損傷的證據時，才構成。必須承認，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僅憑雙方口供定罪是可能的。

即便如此，害怕被誣告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刑事證明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才能定案，如果證據之間不能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邏輯鏈條，就只能疑罪從無，宣告無罪。

破解“羅生門”，既要求司法機關在處理疑難奸案時要格外審慎，綜合考量案發(fā)前后多方面證據，避免錯判。同時，也需要公民注重自我保護，在受到侵害后及時保存證據，避免證據流失。

婚內能否丈夫？

性犯罪司法史上最著名的案件，當屬1975年英國的“摩根案”。海軍官員摩根與三個同事喝酒后，邀請他們與自己妻子。摩根說，妻子很愿意與陌生人，如果她反抗，那只是因為不好意思而假裝的。三同事信以為真，不顧摩根妻子反抗，與其。隨后，摩根將被害人拖到另一房間再度與其。

這個惡劣的案件，對英美刑事司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方面促使法律修改了對者主觀認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婚內有無的問題。在該案件中，摩根不但唆使別人，還親自對妻子實施了武力。但是，當時的法律并不處罰丈夫強迫妻子，摩根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

1970年以前，很少有國家允許在婚內，強行與妻子不被認為是。比如德國1975年曾將罪限定為強迫實施“婚姻外”的行為，直到1998年才修改了這一限定。否定婚內最主要的理由是，結婚意味著對性關系的長期承諾。如英國著名法學家馬修·黑爾爵士曾言：“丈夫不會因妻子而被定罪，因為根據他們的婚約，妻子已奉獻其身給丈夫。此項同意是不可被撤銷的?！?/p>

我國早期的司法實踐，也曾否定婚內的存在。1997年“白俊峰婚內妻子”一案被判無罪，法官做了如下說明：“雙方自愿登記結婚，就是對同居和的法律承諾。因此，從法律上講，合法的夫妻之間不存在丈夫對妻子性權利自由的侵犯?！?/p>

從中國刑罰史的詞源來看，“奸”之一詞的本義是“不以義交”，也就是不符合倫理秩序的性關系。根據舊社會的倫理，正如美國學者蘇成捷所總結的：“男性不但有妻子的性獨占權，奴仆身份的未婚女性也是其主人的合法玩物”，婚內并不存在一說。

摩根案展現了另一種事實：與人們設想中的“床頭吵架床尾和”不同，有些丈夫可能對自己的配偶采取下流或惡毒的手段，理應受法律制裁，維護這種婚姻關系的存續(xù)沒有意義。隨著女性獨立地位受到肯定，對丈夫的“性義務”觀念也被破除。20世紀后期，各國紛紛廢除了“丈夫豁免”，承認婚內的存在。

在當代中國，顯然不能再以舊倫理來解讀的含義。21世紀初，對于類似的婚內案件，我國存在著有罪和無罪的截然相反判決，引起刑法學界的激烈討論。隨著男女平等觀點深入人心，婚內存在已經成為我國當下的主流觀點。通常認為，法律不承認丈夫的性特權，丈夫可以構成對妻子的。在司法實踐中，一般會考慮雙方感情狀況，以及婚姻的存續(xù)狀態(tài)，對是否違背婦女意志進行綜合認定。

回到山西的訂婚案，法官在采訪中強調，雙方并未結婚而是訂婚，似乎是為了說明女方沒有發(fā)生性關系的義務。事實上，根據我國法律，即使登記結婚，也不意味著妻子有義務與丈夫，只要男性使用了暴力、脅迫等強迫手段，違背了女性的性意志，都有可能構成犯罪。

吃瓜時代的疑難案件如何應對輿論？

對于山西訂婚案，我還想到了著名的德普案。約翰尼·德普是主演《加勒比海盜》的知名男演員，2018年其前妻安柏·赫德在媒體上撰文控訴德普實施家庭暴力，甚至包括強迫，引發(fā)了輿論一邊倒的口誅筆伐。2022年，德普對前妻提訟，指控其誹謗。

由于雙方都是名人，這起官司受到了極大關注。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法官決定在Tik Tok全程直播庭審，持續(xù)一個月的庭審播放量數以億計，之后該過程還被Netflix制作成3集紀錄片《德普大戰(zhàn)赫德》。吃瓜群眾根據法庭上的證據和雙方的言談舉止，紛紛在網上表達自己的觀點，造成了現象級傳播。

排除其中的立場和娛樂性內容，該案及其記錄下來的影像非常值得我們思考：在信息時代，社會關注的疑難案件該如何審判，如何給公眾一個合理的交代？

進入信息時代以來，熱點事件發(fā)生后常常引發(fā)全網討論。然而，由于案件證據披露的片面性，各方說辭的傾向性，“反轉、反轉再反轉”的輿論風暴一再發(fā)生，不但無助于事件的妥善解決，還對當事人造成了更大的傷害。

我國目前主要采取的措施，是打擊造謠加上官方通報的做法。但是，在案件蓋棺定論之前，網絡平臺不可能也沒有權利完全限制輿論的探討和傳播；而民間的揣測，又很容易在傳播中形成陰謀論，甚至導致后來的官方通報遭受質疑。

無論是山西的這起訂婚案，還是唐山燒烤店、胡鑫宇案件、阿里獻血等諸多事件，我們已經見證了輿論審判的破壞性力量。

應對輿論審判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可信的程序將事件全貌展現在大眾面前，更清楚、更全面、更及時地披露事實是必然選擇。許多研究表明，公開的司法審判程序能大大提高人們對裁判結果公正性的評價。

在德普案中，即便審判結果不符合很多人的預期，但多數人都認同其正當性，平息了諸多無意義的爭論。

然而，公開的程度應該如何控制？民眾是否養(yǎng)成了獨立、理性思考的習慣？尤其在案件涉及等隱私性事項時，公開的措施不易抉擇，德普案的網絡審判不一定是個完全的正面典型。可惜的是，面對全新的時代，答案不在歷史書中，可能還需要全人類不斷思考，不斷嘗試。

總之，面對疑案，我們需要以理性的、公開的態(tài)度看待。摒棄偏見，崇尚平等，尊重女性，才是一名當代公民的應有形象。

本文系鳳凰網評論部特約原創(chuàng)稿件，僅代表作者立場。

主編｜蕭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