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2年，我國人口“負增長”的靴子終于落下。在生育率長期走低的大背景下，此走勢并不讓人意外，然而應對已更為吃緊。低生育率是個千千結，但務必要解，它關乎每一個人的幸福與希望，也系于社會發(fā)展的活力與動能?；诖?，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jié)·構建生育友好”專欄，特邀人口領域的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話題發(fā)表觀點，抽絲剝繭，共同求解。

近期，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了2023年新生兒數(shù)量為902萬，比2022年減少了54萬。據(jù)此估算，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也必然在1.1以下，毫無疑問，中國已步入全球極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2017年以后經(jīng)歷了急速下降，僅在6年時間內，總和生育率便從不到1.7下降到接近1，這在全球都是非常罕見的。即便是早已面臨低生育率問題的韓國，總和生育率從1.8左右降低到1.1左右也歷經(jīng)了20多年的時間。但真的是中國人突然都不想生孩子了嗎？在斷崖式下降的生育率與持續(xù)的低生育態(tài)勢下，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2021年）以前，中國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在學術界是存在爭議的。采用不同的估算方法與數(shù)據(jù)來源，都會影響到總和生育率的大小。但在爭論背后卻有一個一直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生育意愿早就降到了全球很低的水平。

根據(jù)侯佳偉等（2014年）的估算，中國人的理想子女數(shù)量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降低到更替水平（2.1）以下，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數(shù)量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jīng)降至1.5，農(nóng)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數(shù)量也在2000年以后下降到2左右。

若進行橫向比較，2010年左右，日本、韓國和大量歐洲國家的理想子女數(shù)量都在2.5左右，遠高于同期的中國。但是這種極低的生育意愿并沒有及早得到關注，或是引起警惕。長期以來我們存在一種誤區(qū)，認為中國人的生育需求始終被計劃生育政策壓抑，但卻忽視了，經(jīng)濟發(fā)展、城市化與觀念轉變，包括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觀念的塑造，都改變了人們的生育需求。

生育意愿雖然不能準確預測實際生育水平，但卻是生育走勢的風向標。一般而言，隨著工業(yè)化與避孕技術的普及，人們的實際生育水平會比生育意愿更低，也就是“想生”卻“不能生”、“不敢生”。這也意味著，在中國生育率陡然下降之前，中國人的低生育意愿已經(jīng)長期存在了，形成當前的極低生育率絕非意外的結果，甚至中國未來可能面臨著比韓國、新加坡更低的生育率。

那么為了提高生育率，我們努力去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就可以了嗎？答案可能沒有那么簡單。

生育意愿或理想子女數(shù)量是人們在成長與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并穩(wěn)定的，一旦形成是很難改變的，尤其是在個體完成成年身份轉變后。因此，希望通過輿論或是鼓勵提高人們本身的生育意愿是很難的，甚至年輕人在面對“催生”時會產(chǎn)生反抗心理，以對抗主流完成自我意識的表達。

所以，我個人非常不提倡以口號式的方式提振生育率，尤其是對本就生活不易的年輕人施加壓力，讓他們感覺到生育是一項需要完成的任務。

但這也并不代表無計可施，提高生育率應該是一個長期的計劃，并不應該只看短期的效果。營造兒童友好的環(huán)境、改變人們對家庭規(guī)模的認知，更多是改變下一代的生育觀念，需要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當個體成長在有愛的環(huán)境，作為兒童被友善對待，他們的父母不會因為育兒而煩躁易怒，也不會因為生育他們而放棄工作或喪失個人生活，他們才會真正感受到生命延續(xù)的意義與價值。反之，人們會覺得，我的成長已經(jīng)如此不快樂，又何必制造不快樂的下一代？我的存在讓父母失去那么多，我為什么要重蹈他們的覆轍？

與個體生育意愿相比，更加容易改變的是個體的生育計劃與生育意愿的實踐。生育計劃就是人們常常考慮的，是在近期生育，還是過幾年之后再生？對于生育的主體女性來說，生育計劃常常與事業(yè)發(fā)展產(chǎn)生沖突，因為生育導致的“母職懲罰”體現(xiàn)在就業(yè)、晉升、收入等方方面面，我們近期的研究也揭示了全職媽媽越來越難以返回職場。很多女性因此將生育計劃不斷推遲，最終可能因為生理原因無法生育，或主動放棄生育，沒有辦法實現(xiàn)生育意愿。

我們最近正在進行的一項基于2010-2020年CFP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縱向數(shù)據(jù)研究初步結果顯示，在中國，生育對男性和女性的時間分配有不同影響。中國婦女生孩子會導致家務勞動時間的增加，而用于工作、閑暇（娛樂）、睡眠和體育鍛煉的時間則會減少。但中國男性的有報酬工作時間在成為父親后并沒有發(fā)生顯著變化。

因此，在鼓勵生育上，女性的需求是最應當被關注和滿足的。職場之中的母親友好應該體現(xiàn)在方方面面，包括為哺乳的女性提供母嬰室、消除對母親的歧視、提供更靈活的工作安排。

女性崛起是勢不可擋的，女性在教育、工作與社會活動中完成自我價值的同時，對國家的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也有著巨大貢獻。當女性自我價值實現(xiàn)與生育養(yǎng)育產(chǎn)生沖突時，減少其教育與工作機會并不會提高她們生育的可能性，更好的辦法是減輕她們生育的負擔。一方面，國家與社會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制定女性友好的政策，另一方面，男性也要承擔更多的育兒照料與家務勞動，生育與養(yǎng)育不應只是媽媽的責任。

此外，工作、育兒等方面的壓力同樣會抑制個體的生育計劃。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大廠”工作者，“996”甚至低估了工作對個體時間的占據(jù)。為了錯峰出行，很多公司設定的上班時間更晚一些，比如10點、11點，但早上的時間大部分人也并不能充分利用起來，而這也意味著下班的時間更晚，很多人會在10點、11點才下班，工作日幾乎沒有社交與休閑，休息日也往往用來接送孩子去課外班或是補覺。這樣高強度的生活節(jié)奏，很難讓人產(chǎn)生新的生育計劃，甚至抑制個體的性需求。

不止如此，父母在幼兒照料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還需要負擔孩子教育上的經(jīng)濟支出，并承擔陪伴監(jiān)督的責任，這種“資源密集型育兒”讓很多夫妻無法招架，即便他們希望子女有兄弟姐妹做伴，也只能放棄二胎與三胎的打算。

在育兒支持上，中國的祖輩長期以來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我們近期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對生育潛力的上，有長輩幫忙育兒帶來的效用等同于家庭年收入增加約12萬元?？紤]到中國家庭的平均年收入，長輩照料對生育的激勵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中國當前工作年齡正不斷延長，這造成了家庭照料資源的緊張。

在我的訪談中，一些受訪者明確表示要等父母退休后再考慮生育問題，否則雙職工家庭根本無法養(yǎng)育幼兒。這也會一定程度上推遲人們的生育年齡，進而降低二孩、三孩生育的可能性。因此，國家在顧“老”與顧“小”之間需要達成更好的平衡。例如對于切實需要照料孫子女的工作者，能否適用不同的退休制度？對于在異地幫子女育兒的老年人，能否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支持？

伴隨著第二次人口轉變，中國人的生育觀念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變動。一些傳統(tǒng)的關于生育的認知正在瓦解，例如我近期的研究發(fā)現(xiàn)，95后與00后已經(jīng)基本不認同“女人應該有孩子才算完整”，生育不再是女性必須經(jīng)歷的。在家庭關系中，雖然子女中心主義依然存在，但夫妻關系也成為了一些家庭的主軸。

此外，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上，生育文化更為分化。一方面，持有不育態(tài)度的年輕人明顯增加。年輕人喜歡在社交媒體上曬自己生出了“哈基米”，將養(yǎng)育寵物的過程比喻為育兒，甚至開玩笑要讓寵物為自己養(yǎng)老。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生活方式多樣化，生育帶來的快樂與滿足感并非完全不可取代，另一方面，伴隨生育政策的開放，很多生育了多個子女的夫妻更加活躍地分享多孩家庭的日常，吸引了大量觀眾的關注與贊賞。這些新的變動又將對生育率產(chǎn)生何種沖擊，可能還需要更長期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