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東前CEO徐雷退休兩個月后，我們和他聊了聊退休后的生活狀態(tài)、業(yè)余愛好，也回顧了他在京東的職業(yè)生涯。作為一個堅定的互聯網原教旨主義者，這位從業(yè)20余年的互聯網老兵如今選擇淡出互聯網。

今年5月11日，京東集團在港交所公告，徐雷因個人原因將退任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兼執(zhí)行董事職務。在任職京東CEO一年零一個月后，外界認為京東即將迎來“徐雷時代”，這位“二號人物”卻令人意外地退休了。當天，徐雷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Bon Jovi的《It's My Life》，這首歌表達的是追求自我的勇氣。他說：“謝謝大家，請祝福我，也祝福所有的人。”

京東是徐雷職業(yè)生涯最重要的舞臺，也是他巨大聲望的來源。他在2009年正式加入京東，負責市場營銷。兩年后出走，出走兩年后又回歸。在他的主張下，京東打造出了與“雙11”分庭抗禮的消費符號“618”。那年徐雷40歲，收獲了“618之父”的頭銜。2018年京東股價大跌，經歷了“至暗時刻”，作為“二號位”的徐雷扮演了救火隊長的角色，為一艘巨輪重新校準了航向。

接手零售業(yè)務原本并不在徐雷的人生規(guī)劃里。那會兒他的角色是京東集團CMO，徐雷心里清楚，再往上，他就很難做自己了。

最后為什么要接？故事是這樣的：一天會議結束，劉強東找徐雷喝了頓酒，兩人談了好幾個小時。最終，徐雷答應了兼任京東零售集團的輪值CEO，“因為組織需要你”，他平靜地說。

在京東內部，徐雷是少有的可以和劉強東直接爭論的高管。另一個故事是，2009年京東去北戴河團建，玩炸金花時，劉強東每一輪都押上所有的錢，把大家都嚇跑了，只有徐雷陪他斗到了最后。徐雷升任京東集團總裁時，劉強東曾在內部放話“誰不服徐雷，就是不服我?！?022年4月，最后一次晉升，徐雷接替劉強東擔任京東集團CEO。

這個職場打怪升級的故事在今年夏天戛然而止。

徐雷身上兼容了兩個矛盾乃至相悖的特質。一方面，他是一個計劃性很強的人，最討厭別人遲到，不喜歡臨時被安排，會提前一周確定時間，每天遵循嚴格的日程表，就算天上掉下來個大餡餅，他也體會不到那種“意外之喜”，因為那不在他的可控范圍內。徐雷的一天不是24個小時，而是48個“半小時”。上班時是這樣，退休了依然如此。

在與徐雷的談話中，“組織”和“規(guī)則”是一個高頻詞。這與他的家庭背景有關，徐雷出生在一個家庭，從小生活在大院，他很早就知道服從組織的重要和必須。

另一個徐雷則是感性的，內省的，需要獨處，更需要情感的釋放。眾所周知徐雷有兩大愛好：搖滾樂、足球，這次，徐雷告訴我們，他還是個影迷，曾經在臺北兩天看了7部電影，也曾在《黑客帝國》第三部上映時在影院觀看了三部連映，跟過節(jié)一樣開心。

徐雷認為，大院出來的孩子會走兩個極端，要么特別順從，要么放飛自我。他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但同時，大院的孩子底層重視的是規(guī)則，只是外面表象不同罷了。

這一點在徐雷的裝扮上體現得十分明顯。作為企業(yè)高管，他討厭西裝，熱衷于潮流服飾，紋身，打耳洞，戴金屬戒指和手串，穿帶翅膀的潮鞋，被視為商業(yè)世界的另類。他參加瑞士的達沃斯會議，所有參會的人都不打領帶，看見可口可樂的CEO帶一串黑曜石手串，深感認同。

“退休”兩個月后，我們在徐雷所住的小區(qū)見到了他。這是徐雷宣布退休之后首次接受媒體采訪。

談話在32層一間寬敞的會所內，面對一排明亮的落地窗，視野極佳。他整個人看起來很放松，穿了一件Pink Floyd的文化衫，這類衣服他買了堆，上面印的都是他喜歡的搖滾樂隊和電影劇照。左手手腕上疊戴著一塊手表和一條金屬手鏈，右手戴了一只金色手鐲。這些飾品早都不是四五年前的了，“在不同階段會根據心態(tài)的變化做些適配”。他說話時語速很快，條理清晰。

還要再過幾個月，天蝎座的徐雷才會迎來自己的49歲生日，遠未到退休年齡。但他的確不再年輕了。他不再穿潮鞋，舒適開始取代時髦，成為重要的消費決策因素。他也不再踢球了。以前他每周都會踢一場球，去年他把足跟腱踢斷了，躺了一個半月，又坐了兩個半月輪椅，之后每周都要進行規(guī)律性的康復運動。那是上海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徐雷就在病床前帶領團隊做抗疫救援。

徐雷說，自己從來都不怕站在聚光燈下。他的座右銘是“若無所謂，便無所畏，若無所具，便無所懼”，很多年前他偶然看到這句話，特別喜歡，后來就紋在了手臂上，“無所畏，無所謂”，提醒自己做事情時不要束手束腳的，太在意。

但如果有選擇，徐雷并不愿意出現在舞臺，接受所有人的審視。能在臺下，最好，必須在臺上，那他更愿意站在舞臺側面。

以下是與徐雷的對話。

“不可能去任何公司打工，

也不會去創(chuàng)業(yè)”

GQ報道：正式退休從哪一天開始？

徐雷：5月12號香港開完董事會以后，工作上我就已經全都放掉了，后來我基本上沒有去公司開任何會議了。但要從身份角度來說，真正不再是京東的員工了，6月30號是正式的last day。

GQ報道：退休是出于個人選擇還是形勢所迫？

徐雷：原因其實無所謂，就我此時此刻的狀態(tài)來說，我覺得挺好的，這么多年工作強度和壓力都太大了，自己的身體確實需要休整，這個狀態(tài)再持續(xù)下去的話對我的健康很不利，到這個歲數，還是要做一些取舍判斷，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GQ報道：你的身體還好嗎？

徐雷：我身體一般，2014年11月確診了二型糖尿病，完了以后，2018年底開始，睡眠在高度壓力的情況下，每天晚上都得吃褪黑素?，F在網上流行的“減肥針（皮下注射的降糖藥物）”，我都打了三年了。

最近通過休息調整，學習高爾夫以及在家進行一些居家運動，現在睡眠都好了，華為手表給我打90分，以前都是70多分，真的挺好的。

GQ報道：最近這段時間是怎么過的，還有嚴格的時間表嗎？

徐雷：有非常嚴格的時間表，早上8點鐘起床，晚上10點半上床，基本在11點到11點半之間就睡了。每天會安排一些事情，比如有不同的人約著見面、聊天，也有時間看書、看劇。

以前我比較排斥非必要工作性的社交，基本上一個月也就四到五天不在家吃晚飯，現在退休了，反而是能有四到五天在家吃晚飯就已經不錯了。退休以后，很多人找我聊天，沒有商業(yè)上的利益糾葛，我也希望去了解一下大家不同的模式和狀態(tài)，挺放松的。

GQ報道：突然沒有工作了，你適應嗎？

徐雷：沒有工作對我來說是適應的，但是變成個社會人，變成一個靈活就業(yè)人員（笑），這是我從22歲大學畢業(yè)以后沒有經歷過的事情，還要選擇繳社保的基數。從生活狀態(tài)、時間安排的角度，這有什么可不適應的？

GQ報道：你對退休之后的生活有什么規(guī)劃嗎？

徐雷：我很清楚，在一個關注度非常高的行業(yè)、企業(yè)和崗位上，你不可能待很長時間。40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好了，如果有一天退休，我要去做那些曾經想干沒有干，想學沒有學的事情。

第一個我想學摩托車，我真的在七八年前的時候差點就去買哈雷摩托車了，如果當時買了的話，從投資角度會比較好，那個時候京A摩托車車牌才11萬，現在據說超過40萬了。我喜歡那種自由的感覺。但是有了孩子、家庭以后，再加上北京的交通管制，可能不太適合。而且我還沒有考摩托車駕照，所以那個時候沒有干。

第二個想干的事情是想系統(tǒng)性的學做飯，我從小就特別愛做飯，四歲半就會生火燜米飯了，小學二年級已經會炒菜了。我喜歡做菜，只不過都是野路子，我認為還是要學一些科班的技能。

第三個就是想學吉他，我喜歡音樂，很小的時候摸過吉他，簡單地練了幾個，那個時候確實沒有時間，沒有老師。但是搖滾樂隊里面我最喜歡的是吉他，身邊有很多音樂人彈吉他，我特別羨慕，覺得如果你會彈吉他，自己一個人放松地扒拉兩下，是一件特別舒服的事情。

我家里有好多朋友送的吉他，有一些是屬于收藏型的吉他，但是我發(fā)現我想學吉他的時候這些人都挺忙的，現在都接活天天演出去了，我又不可能跟小學生一起上吉他班。

這都是自己曾經想干的事情，但是現在想起來呢還是有點難度的，至少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去操作。短期來說就是調整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和心態(tài)。

GQ報道：可以把這段時間看成是你職業(yè)生涯的緩沖期嗎？

徐雷：我更愿意理解為，從整體上來說是退休，但是不排除未來會去做一些適合自己做的，看得懂的，并且喜歡參與的事情。

為什么我現在特別愿意跟不同的人聊天？我是覺得現在整個經濟的這種不確定性，市場和消費者已經發(fā)生變化了。跟不同行業(yè)的人聊他們行業(yè)的情況，能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更清楚未來幾年里，該用什么眼光去看不同的行業(yè)，自己有沒有可能在這里面（找到）感興趣的、好玩的事情。

GQ報道：你可能會換一個賽道，還沒選好哪個賽道。

徐雷：此時此刻，我更愿意看看線下的、體驗的、互動型的行業(yè)。疫情這三年，確實對我們的經濟壓力會比較大，大家因為對收入預期不足，所以消費信心不足，消費力不強。但是仔細看消費者，尤其是00后的消費者，很多人是不太愿意考慮買房甚至結婚這些事情的。他們沒有存錢的習慣了，儲蓄力比較低，同時他們的消費結構也發(fā)生了變化，把錢更多地花到了解決社交、避免孤獨的互動型、體驗型消費上。不能因為年輕人以前在一件事上愿意花很多錢，現在在這件事上不愿意花錢，就認為他不愿意花錢了，我覺得儲蓄力說明了一切。至少目前看起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短期的變化，很可能是一個時代的趨勢，八到十年吧。這么看市場的話，你會發(fā)現有些市場還挺有意思的。當然半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我覺得還看不太清楚，還是要多看看。

GQ報道：你會離開互聯網行業(yè)嗎？

徐雷：我不知道，大概、可能跟互聯系不會特別大。說起來有點傷感，我是一個互聯網原教旨主義者。我總是想起20多年前剛剛放棄體制內的工作進入互聯網的時候，是憑著對互聯網那種自由、平等、分享的氛圍的熱愛。但是到今天，你會發(fā)現互聯網上越來越不平等了，有的人是大V，有話語權，很多國內外的企業(yè)都會設置壁壘，還有真真假假的問題，充滿了戾氣。這個行業(yè)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已經不是我當年愿意拋開所有東西去加入時的樣子了。今天作為一個已經退休的人，我更愿意關注一些非互聯網的行業(yè)，看看他們的變化是什么，互聯網以及數字化對這些行業(yè)的啟發(fā)、改變。

所以我退休之后，第一不可能去任何公司打工，畢竟我對京東的感情太深了，而且也有諸多不便；第二我也不會去創(chuàng)業(yè)，要創(chuàng)業(yè)我早創(chuàng)業(yè)了，這個問題我在15年前就想明白了。如果你要做個創(chuàng)業(yè)者，有這么多兄弟愿意跟著你去干，你要為他們的生和死去負責。我可以把我的生和死放進去，但我不愿意為其他人的生和死去負責，所以這也是我尊敬面對九死一生依然前行的創(chuàng)業(yè)者和企業(yè)家的原因。

從我的性格來說，我覺得把自己照顧好，不給大家添麻煩，投入進去就已經可以了。但是我不排除會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并且看得懂的事情。

“從某種角度講，我血液里的紅色就是京東的紅色”

GQ報道：最早加入京東時，你的心態(tài)是什么樣子的？

徐雷：2007年5月我開始做京東的顧問，每周去一次，一次兩個小時，到年底大概7個月吧，幫老劉組建了市場部。2008年我就歇了一年，當時也有一些公司找我，但我覺得那些公司的工作是重復的，對我來說沒有太多的挑戰(zhàn)。因為在京東做顧問以后，也觀察了一年，覺得這個事挺有意思的，盡管當時不大，非常小。公司不大，人就簡單，全都是初始的、創(chuàng)業(yè)的一種狀態(tài)，我覺得挺好，挺的。年底找老劉聊天的時候，我說我想上班了，正在考慮選擇哪家公司，他說那你就過來吧，非常簡單。

GQ報道：那時京東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徐雷：京東并不是中國最早做電商的，我在廣告公司的時候，當時國內最大的幾家電商公司，當當、亞馬遜、淘寶都是我服務的客戶，但京東跟我以前所認知的中國電商不太一樣，它沒有用投廣告的方式，而是聚焦在3C領域，把價格、服務做得特別好，跟我以前認知的增長方式不一樣，我覺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它的決策比較高效。做顧問的時候，經常我提的建議立刻就能落地實施，在我印象中至少得一個月，京東一個禮拜就能夠實施，我覺得非常吃驚。

GQ報道：中間有一段時間你離開了。

徐雷：因為一些原因吧，我們選擇了分手，后來又回去了，老劉覺得可能我做市場營銷更好，后來慢慢不斷加很多其他的業(yè)務。

我很慶幸，因為熱愛加入這個行業(yè)，最后選擇了這家公司，并沒有其他的想法，比如上市。那時候公司很小，錢給得很少，就覺得這是自己喜歡干的事情，投入進去了，確實付出非常多，包括時間、家庭、健康。公司大了，我在這里面成長了，相互成就，沒有太多可抱怨的。

但是個人跟公司不可能長長久久，永遠都是階段性的嘛。所以說告別一個階段，我自己回到一個比較追求放松的狀態(tài)，也挺好的。

GQ報道：你在京東最滿意的成績是什么？

徐雷：第一個，在京東做營銷的時候，我自己還是挺滿意的，包括做了大量的營銷創(chuàng)新，體系化的建立了營銷體系，將京東這個品牌打造出來。第二個，我接手京東零售，把最難的時候給堅持下去了，并且重回了相對比較好的正軌，這要特別感謝當時老板、公司同事的認可和支持。

GQ報道：接手零售CEO的時候，你的第一反應是抗拒，那對你來說是計劃之外的事情？

徐雷：我的性格大家應該知道，我是一個挺放松的人。我知道越往上，要承擔的東西越多，越來越難以輕松地表達自我，會受限了。最后為什么要接？因為你愛這家公司，同時組織需要你。但從我本人性格來說，我并不是希望不斷地往上升，我覺得慢慢地它會讓我受到禁錮。所以我連社交媒體都不玩了，我當年在網上評論這個，評論那個，懟天懟地，后來連朋友圈都不敢隨便發(fā)了。

GQ報道：它壓抑了你的個性？

徐雷：我覺得一定是這樣的。其實包括所有公司的大老板也一樣的，當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能展現出來的并不是他真正的100%的自我，因為他100%的自我大家是不可接受的。藝術家可能會好一點，但是企業(yè)家、商業(yè)家都得遵從一個大的邏輯框架和約定俗成的社會認知，最關鍵的，你很難向公眾說清楚這件事你自己和背后的公司、組織是分離的，那件事是一體的。

GQ報道：這是你做出退休決定的原因之一嗎？

徐雷：并不是。但這是我非常坦然并且愿意去做出退休決定的一個基礎，但不是決定性因素。

GQ報道：你愿意談談你跟劉強東的關系嗎？

徐雷：首先我很尊重老劉，他具有極強的學習能力，也是一個在當今社會商業(yè)價值觀非常少堅持“正道成功“的企業(yè)家。在一個企業(yè)里，我比較尊重一個組織上的邏輯框架。比如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討論今天這個仗要往哪個方向去打的時候，我會暢所欲言，講我的觀點。如果大家觀點一樣是最好的，如果不一樣我也會去表達，我要對這個組織負責，我并不會去看任何一個人的臉色去表達。但組織有一定的流程和規(guī)范，最終當公司決策下來，要照這個方向去打的時候，盡管那不是你的判斷，你也要堅決去（執(zhí)行）。我是大院出來的孩子，我覺得這是非常正常的一套邏輯，所以說并不會出現如果不是我想象的那樣，我就不執(zhí)行，鬧情緒，那你干脆就別在這兒干了，對吧。

GQ報道: 這是規(guī)則的一部分。

徐雷：我更愿意接受的是，平行開放討論的時候，一定要去表達自己，這恰恰是尊重，是負責。但是一旦定下來走哪條路，不管是不是你的選擇，你的職責就決定了你要去把它落地，這是一個成熟的管理者。

GQ報道：你和劉強東之間會有爭吵嗎？

徐雷：我們之間在工作上有明確分工，老劉是集團董事局，把控整體集團的戰(zhàn)略和大方向，我還是以具體執(zhí)行為主。如果說在某些具體事情上肯定也會有分歧，會有討論，甚至有爭執(zhí)，這也很正常。但我和老劉都是直性子，喜歡暢所欲言，交流的時候都毫無保留。

GQ報道：2018年是你壓力最大的時候？

徐雷：從2018年7月中旬接手整個京東零售業(yè)務及團隊到年底開那三天三夜的會，中間那半年壓力非常大，又不能急躁，我需要觀察、思考，找到解決之道。因為你站在旁邊看到的問題想到怎么解決與你真正做到決策的位置要考慮的資源、節(jié)奏、組織承受度、變革成功性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知道應該怎么做，我沒有通過下命令的方式，而是通過開會的方式，不斷地去引導，達成共識，最終大家覺得確實應該這么做。這種達成共識的方式是最難的，相對來說也是成功概率最高的。但在當時，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夠通過這個會，讓大家認同，并且重拾信心。

開會前一夜之間我就開始失眠了。

2020年1月，徐雷在瑞士達沃斯峰會

GQ報道：疫情對你的挑戰(zhàn)大嗎？

徐雷：疫情最后的一年半，也是我調到集團的一年半，挑戰(zhàn)非常大。那時候每天都有很多不確定的事情發(fā)生，今天庫房有問題，明天銷售受影響，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預算怎么去調整，什么業(yè)務要繼續(xù)做，什么業(yè)務可能要關停，你需要去做判斷。對外還有企業(yè)社會責任，節(jié)奏和經營壓力跟以前是不一樣的。大家持續(xù)在一個壓力特別大的情況下，不能夠到公司上班，經常需要在家辦公，生活上也會受影響。情緒方面我控制得還好，你會發(fā)現所有人都在看你，所以反而會冷靜下來。你能判斷出來不是就你一家公司，所有公司都會受影響，只不過能不能受影響面最小，并且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一些正面的東西。

GQ報道：離開京東，你有遺憾嗎？

徐雷：遺憾肯定非常多。如果在某個時間段內，我要是做了這件事情會更好，或者說某個時間段內，如果能讓我再繼續(xù)干到什么時間點會更好，但是并不意味著無數個遺憾最后拼湊下來，你的人生整體是遺憾的。因為遺憾更多來自于事后的反思，因為遺憾的事情往往真的也不可能避免，畢竟還有受限因素。

GQ報道：所以從京東退休，并不是說在這家公司所有想干的事都干完了？

徐雷：那肯定。我換過太多的崗位了，12年，在一個崗位上最長的工作不超過2年半，從這個崗位換到另一個崗位上的時候，原來這個崗位我就已經全部都干完了？干好了？沒有啊。每一次變動都會有遺憾。但是沒辦法，在組織里面，你必須接受組織的安排。

GQ報道：京東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

徐雷：從某種角度講，可能我血液里的紅色就是京東的紅色。

GQ報道：怎么理解這句話？

徐雷：京東是我職業(yè)生涯最長的一家公司，我付出了所有，包括個人、家庭、健康，我取得的所有成績，我最大的圈子，最多的同事，都在京東。烙印很重。到現在我還是京東的重度用戶，會提很多產品體驗的問題給原來的同事。

實際上我升到集團領導才一年半時間，不是第一天就到這個位置的。在這個過程中，外面有很多誘惑，收入啊職務啊，讓我離開京東，但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這是我一直要去做，把它給做好，并且能實現我很多想法的一家公司。至于說有的時候能夠施展，有的時候施展不了，這很正常，企業(yè)不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我會告訴所有晚來的人，我非常不爽”

GQ報道：你的成長環(huán)境是什么樣的？

徐雷：我的成長環(huán)境比較復雜。很多人誤以為我是北京人，按照祖籍，我其實是溫州永嘉人，出生地在大西北，小學三年級才到的北京，生活在大院，它是一個獨立于所在城市社會之外的物理空間，五湖四海的人全都有。

我的父母包括我哥哥曾經都是，父母在軍校教書的，他們從小對我要求非常嚴格。大院的孩子會走兩個極端，要么特別順從，要么放飛自我。我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但我始終認為，大院的孩子底層重視的是規(guī)則，只是外面表象不同罷了。

所以我一方面是一個規(guī)則的守護者，現有的法律法規(guī)，公司的規(guī)章制度，我都會遵守。我只看規(guī)則，這是家庭對我最大的影響，還有就是永遠不依附于任何個人和組織，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性。

在規(guī)則之外，我不愿意墨守陳規(guī)，不愿意用世俗的標準眼光去做事。

GQ報道：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會對你的性格產生什么影響？

徐雷：我有幾個習慣可以跟你分享。第一個我不會因為場面上的情況說違心的話，但是事后做不到。我做不到的東西永遠不承諾，我承諾了就一定要做到。在很多場合里面，為了避免尷尬追求和諧，很多人先承諾、默認，但是事后做不到，但我做不到或者不認可我就直接說出來。因為我的表達讓你不開心或者對我產生看法，我覺得無所謂。

第二個，我的時間觀念非常強，我特別不喜歡臨時被安排事情，我希望把所有的東西都提前安排好，我把自己一天的24個小時拆成48個半小時，這不僅僅是工作，包括生活也一樣的，我一定不允許周六周日早上醒的時候說今天干什么？在三四天之前我就定下來了。我不能允許說早上醒來以后再決定，走吧，咱們去干個什么事情。

以前在公司，約我基本提前至少一周時間，我的計劃性非常強，比如說在公司開會，說咱們今天十點鐘開會，我會盯著那個表，只要還有人沒來齊，我都等，但是十點鐘，秒針一刻不差，我說開始，人我都不等了。

所以我跟所有人約會，我都會問他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還是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以半個小時為單位。前兩天我看馬斯克的專訪，當時就瘋掉了，馬斯克確實是非常厲害的人。馬斯克說，我是以5分鐘為單位的，我確實做不到。

還有包括我前面說的，當所有人都認為大家不應該這么做，但是法律法規(guī)并沒有限制的時候，就我一個人這么做，我也覺得應該是這么做。我并不因為在人群當中我是反著走的時候，我會不舒服。

GQ報道：比如說呢？

徐雷：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和娛樂圈、音樂圈的人一起吃飯，約好晚上六點半，除了我大家都遲到了，甚至遲到半個小時都算好的。我不會因為他們七點、七點半才來，就后悔自己也應該晚來，不，我認為我應該準時。但是我會告訴所有晚來的人，我非常不爽。但是從此就留下一個印象，大家會認為我脾氣非常暴躁。

再舉個例子，我紋身其實蠻早的，大概30多歲，但那時候也已經是VP了。我非常清楚，當我做了這件事情，包括打耳洞，可能會在社交網絡上被大家評論。但法律和公司沒有規(guī)定不能紋身，生活中我并不會因為別人的看法去改變，但是當我出席重要的會議，去錄影的時候，我會有一個相對得體的裝扮，我也會尊重這個場合以及自己背后所代表的公司，但除此之外，我就是我。

GQ報道：過去幾年，外部環(huán)境非常不確定，你怎么應對？

徐雷：從我的個性來說，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可控范圍內。如果有不可控的事情突然出現，就算天上掉下來個大餡餅，我也不是特別開心，因為這不在我的計劃、規(guī)劃和想象范圍內，心里會有不安。

但是企業(yè)經營的魅力就是在不確定性當中找到一條確定性的道路，而且沒有任何上帝視角告訴你，這條路100%是對的。在這種情況下，你只能用自己的知識體系、能力、資源去匯總、梳理出一個框架性的邏輯，盡可能把不確定的東西框在自己的思考框架里，讓它再往前走，可能又會出現不確定性，每一步都需要把不確定性轉化成確定性和可控性的東西。

不可能說不確定就順其自然，我不太接受這樣的邏輯。

GQ報道：你是一個情緒穩(wěn)定的人嗎？什么事會讓你生氣？

徐雷：以前職位沒那么高，我遇到一些事經常會暴躁。后來不知道是歲數的原因，還是身份發(fā)生變化以后，自己能慢慢地去控制了，不會立刻表達出這種暴躁。但我在職場里不太會看別人臉色去控制自個兒的情緒，我會把我鮮明的態(tài)度表達出來。

舉個例子，我跟同事們說過，只要不違反公司的規(guī)章制度，在工作當中犯了錯，第一次我都允許，有多大的事情我會替大家扛下來，但是同樣的錯誤再犯第二次，我絕對不接受，而且會非常生氣。我認為那不是沒腦子，就是不在意。大家為什么愿意跟著我一起工作？因為我態(tài)度直接，不用猜，而且我會就事論事，跟著我工作幾年以后，相信對他們自己的工作習慣有特別大的幫助。

GQ報道：你的職業(yè)訓練是怎么完成的？

徐雷：2000年，我從煙草行業(yè)（體制內）出來，去了聯想，在那待了兩年半。那段經歷對我的職業(yè)訓練，到今天為止都特別重要。當時聯想有16個字的企業(yè)文化，其中四個字是“精準求實”。到今天我做事是這樣，與人交往也是如此。舉個例子，問你還要多久到，咱們經常說還有兩分鐘，一般都會把這兩分鐘當作一個虛數，我會告訴你，還有七分鐘或者六分鐘，這個數字非常嚴謹。

GQ報道：工作時你每天的安排是怎樣的？

徐雷：以前我經常開玩笑說，我是通過開會去掙錢的，我開會是算工分的。剛到京東的時候，每天8點20開早會，我基本6點半就得起床，那時侯我已經工作十多年了，比我工作第一天上班還要早。后來慢慢變成7點鐘起床，7點半左右出門，8點半到公司，9點開始一天的會議。如果不出去談事或者出差，基本就是在公司里開各種各樣的會。

我經常會問大家一個問題，假如你今天要開八個小時的會，A是跟同樣的人在一起開一個主題的會，B是跟不同的人開不同的會，這兩種會，哪個更累？當你問完了以后，你其實就知道這個人的性格以及他是否經歷過這種高強度的工作，很多人沒法去想象。

GQ報道：對你來說哪個更累？

徐雷：這個答案我不給。

“很多人有個特別大的誤會，認為我特別喜歡說話”

GQ報道：你的業(yè)余時間都是怎么安排的？

徐雷：我有一個說法是“狠狠地工作，狠狠地生活”，可能類似于硅谷他們講的“work hard，play hard”。

當你在工作上高強度投入之后，也需要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和愛好去釋放。所謂愛好，一定要花時間或者金錢去投入，最終你一定會得到回報。因為人起起伏伏很正常，開心也好，不開心也好，最難的時候你會發(fā)現這些愛好能陪你度過。這么多年下來，能讓我找到平衡的，一個是音樂，一個是足球，還有就是看書，看劇，看電影。

DVD時代，我基本上把歐洲藝術電影甚至很多小眾電影都看遍了。當年國內有一本非常出色的電影雜志叫《看電影》，我每個月都訂。一部電影在籌拍的時候，我就會去了解導演是誰、演員是誰，跟蹤中間發(fā)生什么樣的波折，什么時候定檔，比如《指環(huán)王》和《黑客帝國》。

《黑客帝國》第三部上映的時候，北京只有一個Imax，人民大學對面的華星影院，華星當天把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連映，三部下來時間非常長，將近7個小時，每部中間可能有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我從上午開始連看三部，對我來說一點壓力沒有，不會說坐電影院里邊看那么長時間，瘋了，對我來說太喜歡了，那就是個節(jié)日。還有一次去臺北，有兩個白天沒有事情，正好酒店旁邊是電影院，我兩個白天看了七部電影，因為有很多電影大陸沒法配額引入，那兩天醒了以后就去，中午出去吃個鹵肉飯，下午繼續(xù)看，我覺得非常享受。

GQ報道：你喜歡什么樣的電影？

徐雷：BBC和《帝國》雜志評選的全球百大電影應該基本上都看過，年輕時我會看很多晦澀難懂的片子，有的一個長鏡頭就是一部電影，看著看著自己都快睡著了。新浪潮電影，我全都看。我特別喜歡黑澤明，家里收了他自己畫的非常小的一幅畫?，F在相對比較喜歡諾蘭。

GQ報道：這些愛好挺花時間的，尤其是在你退休之前。

徐雷：如果我晚上9點到家，花兩個小時看一部電影，11點睡覺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過確實后來工作忙，看電影老會斷斷續(xù)續(xù)，一會來個信息，一會有個電話，沉浸感特別不好。最可怕的一次，一部電影我看了四個晚上。

時間太碎片了，我就看書。我從小看大量的書，小學一年級看的第一部《鐵道游擊隊》，小學三年級看了世界科幻之父，儒勒凡爾納的《神秘島》，小學看完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豎版繁體中國名著的三本，除了《紅樓夢》，《紅樓夢》至今沒有看，嘿嘿。比如初中某個暑假我特別喜歡日本的推理，就會去圖書館看十幾本推理。到今天為止，我看的書非常雜，類的，經濟類的，歷史類的，人物傳記類的，類的，甚至網絡文學，但就一點，從不看每一年所謂的熱門讀物，坦率地說，這么多年高強度的工作，其實很容易浮躁，壓力特別大，看書能讓自己靜下來。

GQ報道：為什么會選擇這些愛好？

徐雷：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選擇這些東西。我喜歡北京國安，從94年中國職業(yè)聯賽第一年，大學一年級下半學期開始就看，三十年只拿過一次聯賽冠軍，但如果我有時間還是一定會去工體現場看球，經常會被身邊的朋友嘲笑怎么現在還有人看中國足球，但我就是愛。我喜歡曼聯，現在也踢得亂七八糟的。愛好帶給你的并不一定永遠是快樂的東西，而是情緒的起伏，失落、高興、瘋狂。

本身我是一個很理性的人，天蝎座，特別注重邏輯，這些愛好反而做了一個適配，所以這么多年下來，工作壓力那么大，我還沒有抑郁。比如踢球這件事，多巴胺的分泌，踢球的時候完全不用再想工作上的事，進球場一瞬間我還想著工作，想不明白或者覺得壓力非常大，但是踢的時候，奔跑起來，喊起來，罵起來，特別舒服。

后來受傷后暫時沒法踢球了，就改在家騎動感單車，也一樣舒坦。在各類曲風的音樂下踩著鼓點和拍子騎行，能讓你暫時屏蔽掉很多東西，沉浸在暴汗和內啡肽里，能把音樂和運動這兩種愛好結合在一起的方式，就很適合我。

GQ報道：會有兩個你嗎，工作中的你和生活中的你？

徐雷：當然會。很多人有個特別大的誤會，認為我特別喜歡說話。上EMBA的時候，跟組織行為課的老師交流，我說我不怕發(fā)言、說話、溝通，但是如果發(fā)言、說話、溝通時間較長，我會覺得能量消耗完了，需要找一個角落靜靜地待著，老師告訴我，有些人就是通過安靜自處給自己充電，但同時有些人是通過群體生活或者講話來給自己充電。其實我更喜歡靜靜地待著。

有時候開完一天會，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消耗，我就想自己一個人聽會兒音樂，看會兒書，或者是沉浸式騎行15分鐘，就跟充電似的，我又把電給充滿了。能量守恒嘛，你得找到一些能讓自己平衡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技巧。但我并不是刻意的，沒想到這么多年慢慢就形成了一套相對還能夠自處的方式。40歲后我才知道最難的是自處。

GQ報道：穿衣風格也是平衡方式嗎？

徐雷：剛進入職場的時候，我也穿西裝，當年在聯想，肯定要穿西裝。后來去廣告公司也穿了一段，時間非常短，之后很多年我都西裝了。我覺得那個東西像盔甲一樣，包上就不是本來的自己了。再后來因為當集團領導，要接觸很多大公司的老板，參加政府會議，但我穿西裝幾乎不打領帶，襯衣，里面就是黑T。

以前我參加瑞士的達沃斯會議，一個全球企業(yè)高管的峰會，所有參會的人是西裝的，我清晰地記著國際五百強的CEO們也有紋身的，可口可樂全球CEO，你能想象嗎，他戴一手串！黑曜石的，挺漂亮。如果按照我們的說法，你怎么能當五百強CEO呢，這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實質性關系嗎？

如果有一天告訴我說，老徐，如果你干了這件事情以后，你就坐不了這個位置，那我寧可不坐。

GQ報道：你的紋身都是什么意思？

徐雷：三個紋身其實跨了十幾年，第一個紋身是我的星座。第二個紋身是我家人的名字，包括我老婆和倆孩子。因為孩子出生的時間不一樣，跨了很多年，現在看起來像是一體的。第三個紋身是很多年前看到的兩句話，“若無所畏，便無所謂，若無所具，便無所懼”，我特別喜歡。有一天我想，那我再紋一個，跟紋身師溝通，他說這話太長了，不好看，最后選擇的就是“無所畏，無所謂”，這是我的座右銘。我不想做事情的時候束手束腳的，太在意。

GQ報道: 你如何看待公司管理者所處的位置以及它的權威性？

徐雷：是因為你的工作職責導致了你跟別人有職級差，工作之外的時候你就是一個人，是一個個體，這個時候再端著，活到80多歲，你自己都不適應了。

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司的時候，比如說對外我代表京東，你侮辱我，你是侮辱京東，比如我要表達好好合作的意向，我的原則是站著做人，跪著做事。做事的時候我可以跪下來，把地把鞋擦干凈了，做人的時候，我就是個獨立的個體，你跟人家是一樣的，別人不能侮辱我，我也不能侮辱別人。

GQ報道：作為一個領導者樹立權威是否必要？

徐雷：我覺得權威是來自于你對事情的分析、講解、邏輯判斷和決策上一次次的成功，讓大家認可你，而不是因為我在這個職位上。

為什么有的人職場往上走到一定程度就成瓶頸了，他自認為自己跟這個職務高度掛鉤了，高度掛鉤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這個不好的地方會把他給吞噬掉。真的很多人是被這個職位給吞噬掉的。

GQ報道：你很警惕這一點？

徐雷：從性格角度我就不可能去發(fā)生這件事情。做CEO，做VP，那只是個工作，工作之外我就是一個人啊，我為什么要那樣呢？假裝自己把自己端著，我覺得太他媽累了。夏天我也會穿著大褲衩、短袖走在馬路上，怎么舒服怎么來，當然還是要有一些著裝品質品味要求，不講究、不將就。

后來做集團領導，電梯里碰到很多同事我們都嘻嘻哈哈，開玩笑，很正常，以前都是直接向我匯報，現在可能中間隔了兩三個級別，我們見面還一樣，依然嘻嘻哈哈，誰還不知道是誰嗎（笑），何必端著。

現在我退休了，頭上也不再有什么光環(huán)了，我就是個靈活就業(yè)人員（笑）。以前我的頭上有一個大企業(yè)的光環(huán)，但那不是我個人的光環(huán)，今天沒有了，我沒覺得怎么了，挺好的。

大家想到光環(huán)，想的都是亮的東西，但亮的背面是黑暗，太在意那個亮的東西會把內心很多東西給吞噬或者遮擋了。

GQ報道：你沒有過所謂的膨脹期嗎？

徐雷：特別奇怪的是，我在京東的發(fā)展是被推著走的，不是我追逐的，我為什么要膨脹呢。對我來說我一步步基本是被動的，真的是被動的，我做無線業(yè)務是被動的，當時公司沒有人，老板說那你來做，后來做零售CEO以及集團CEO，都是被動的。

GQ報道：有什么是你特別渴望想做的？

徐雷：如果能讓我去做一個偏專業(yè)性的東西，不要這么多職務的光環(huán)，只是像手藝人，能憑我的專業(yè)性去吃飯，我就特別喜歡。

GQ報道：你會重新回歸社交網絡嗎？

徐雷：唉，可能有一天吧。我曾經表達過，公司是公司，個人是個人。盡管我只是想表達個人的觀點，人家也會說他是京東的CEO。

現在退了呢，大家會用京東前CEO的方式看我，這個如果不改變，坦率地說，我不想對京東產生任何不好的影響，畢竟我在這個公司里干了那么多年，還是挺愛這家公司的，還有很多的同事在里邊。擺脫不了，也沒必要去擺脫，幸福的煩惱吧。有時候你希望做自己，但是在社會里沒法真正地做自己。但我希望接下來的人生可以做我自己。我在雨中行走，從不打傘；我有自己的天空，它從不下雨。我是徐雷，謝謝。

采訪、撰文：楊溪

編輯：李純

運營編輯：溫溫